就在这个月的月初，当一位名叫2hollis的美国歌手在广州举办演唱会时，一位年轻观众因过量服用右美沙芬而昏迷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不胫而走。众所周知，由于右美沙芬在超剂量使用（又称为overdose或OD）时会产生一系列精神效果，因此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就有人将此事定性为“歌手教唆粉丝吸毒”——没错，我本人也是被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骗来的 ，不然又怎么可能去特意关注一个和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什么流行歌手。尽管之后的一系列证据表明，这个歌手可能并没有明确进行“通过语言或歌词对药物使用进行暗示”等行为，但人们在舞台演出与药物依赖之间存在的这种固有的刻板印象，也已经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一些问题。

  事实上，这种刻板印象也算得上是由来已久——至少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开始，流行音乐中的部分亚文化就已经和各种形式的药物滥用问题密不可分：无论是迷幻摇滚与LSD、雷鬼音乐与大麻，还是后来的电子音乐与MDMA——在这些感官刺激强烈的环境里，观众为了增强在音乐体验中的情绪宣泄，往往会倾向于寻求额外的“助力”来延长那种亢奋的感受。此时，精神类药物就成了他们深入体验音乐、获得“灵性觉醒”的必要媒介。时至今日，这种将药物滥用与身份标签进行绑定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化，比如在“地雷妹”群体——一个通常因为原生家庭创伤和情感缺席而对世界保持高度戒备的身份认同体系——当中，OD就往往被视为一种填补心理裂缝、抵御现实的压力的策略。久而久之，一种以“药物—身份”循环为核心的畸形群体认同结构便在悄然间形成。

  尽管随着人类对精神药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化学物质已经被列入管控清单，但这对于真正的OD者来说几乎无济于事——因为他们往往愿意以自己的健康甚至性命作为代价，在所有易取得的非处方药中进行无数次的危险尝试。他们能够采取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使用远超推荐剂量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剂量、任意采用非口服的胃肠外给药方式、将本不建议同时使用的药品随意组合等。具体到在本次事件中出现的右美沙芬，它原本只是一种普通的非处方止咳药，虽然在结构中具有吗啡喃骨架，但由于精心设计的特定手性结构和取代基团，它并不能像传统吗啡类镇咳药（比如可待因）一样直接激活$\mu -$阿片受体，因此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成瘾性。然而，当OD者的使用剂量大大超出正常治疗范围时，右美沙芬便会开始阻断NMDA受体——一类与学习、记忆和神经可塑性密切相关的谷氨酸受体，进而引发类似于氯胺酮“解离型麻醉”的体验：使用者会感觉身体与意识分离，进而产生一系列“感觉现实变得模糊或扭曲”的致幻效果，从而引发与阿片类物质完全不同，但与氯胺酮却相当类似的欣快感——因此它也在很早之前就被称为是“穷人的K粉”。而在更高剂量下，右美沙芬的代谢产物右啡烷还会进一步作用于sigma-1受体——一种与神经调控、应激和精神状态有关，但其机制至今尚未完全阐明的受体。也正是由于这种复杂且危险的药理特性，右美沙芬滥用早已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公共健康问题，并且在我国也已经被列为二类精神药品加以监管。

  关于神经递质与人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我在本系列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进行过一些论述——比如多巴胺系统控制内驱力和奖赏机制，血清素系统控制情绪调节和冲动抑制，谷氨酸系统控制总油门，GABA系统控制总刹车等。在这样一个高度精密而脆弱的系统中，任何外源性物质的介入都可能直接对人的思想进行粗暴而直接的接管。正因如此，无论一个人的意志多么坚定，或者在意识中一遍遍告诉自己要保持清醒，但在麻醉师一针丙泊酚注入之后，他也总会毫无例外地在数秒之内陷入昏睡——因为在这一瞬间，早已不是这个人在主观上“想不想睡”的问题，而是这个人的神经元不再有权利让他保持清醒。换句话说，就是这些精神活性物质可以用一种极为无耻的方式劫持人类在数百万年演化中精心构筑的神经结构——对于毒品而言，这种劫持的方式往往是通过奖赏系统带来的快感，让那些本应服务于生存与繁衍的机制，反过来为它们所奴役。而随着神经突触在这种超常刺激下逐渐疲劳乃至彻底报废，人类对于这些分子的耐受性也会越来越高，以至于无法靠自身分泌的内源性神经递质完成基本的生命活动，最终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彻底走向灭亡。

  对此，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家试图从其他角度进行解释：他们认为，意识的产生可能并非来源于传统神经科学所描绘的电荷转移、离子通道开合、蛋白质构型变化等生物物理学机制，而是涉及更深层次的物理机制——量子效应。支撑这一观点的，是量子力学在微观尺度上对经典物理学的颠覆：在大脑这种复杂神经网络的微观尺度结构中，粒子的行为往往表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而神经递质的释放又恰恰受到这种微观机制的制约。因此，这种过程经常被类比为双缝实验中的观测行为：粒子在未被观测时会呈现出波动状态；而一旦被观测，便会坍缩到某一确定结果——这似乎意味着“意识”本身能够对物理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从这一设想出发，他们提出一种颇具哲学意味的假说：既然意识可能参与了概率坍缩过程，那么意识本身是否就是一种量子叠加态的表达？而“自由意志”，则或许源自其中非决定性的量子干预，是一种穿越物质与非物质边界的中介现象。但问题在于，这一切浪漫的想象，在面对一整盒右美沙芬时又会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当化学分子的洪流穿越血脑屏障、精准地嵌入神经元上的特定受体位点时，便会迅速引发人体神经元放电频率和神经递质释放模式的极大改变，最终以压倒性的方式重塑人的感知、情绪和判断力。这些过程无需借助任何玄奥的物理理论，仅凭一本《精神药理学》教科书与一支注射器，便足以让任何“高维意识”土崩瓦解。换言之，哪怕意识真的具有某种微妙的量子本质，它在化学物质面前也依然如土鸡瓦狗一般脆弱不堪。这一事实不仅刺破了“量子意识”的神秘面纱，也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对于“思维自主性”的想象。

  在这种叙事逻辑的框架中，传统哲学的根基开始地动山摇。其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坚信“意识决定物质”的唯心主义——显然，他们根本无法解释“物质可以直接改变意识”的现实。此时，还有什么理由能让人继续相信“意识”是超越肉身、不可动摇的第一性存在？而所谓的“主观世界”，又是否仅仅是神经元之间电化学活动的附属投影？而唯物主义的阵地也并非固若金汤：利贝特的实验早已揭示了一项令人不安的事实：在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即将做出某个动作之前的大约0.5到1.5秒，他的大脑已经提前发出了相应的电信号。这意味着人类所谓的“决定”，可能并非出自自由的思考，而是一种生理活动的后知后觉——我们以为自己在做出决定，但我们实际上只是在“察觉”神经早已发生的决定本身。当这种无意识机制与成瘾机制叠加在一起时，人类所谓的“主观能动性”便显得空洞又无力。随着自由意志退化为一种叙事上的幻觉，早已被“主流”哲学界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庸俗唯物主义又在废墟上重新复活：人，只不过是一种由电信号和化学信号混合驱动的人工神经网络而已。

  于是，有人开始提出这样一种设想：既然人的幸福、满足与自由意志感都可以被化学分子所精准调控，那我们为何不干脆接受这一现实，干脆用药物去构建一个理性、稳定、无痛的“化学极乐世界”呢？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可以通过某种精确的调控技术，在没有神经副作用的情况下实现一种无需痛苦、不再挣扎的幸福生活——而此时的“自由意志”也将不再成为一种负担。但当我们回到广州的那场演唱会，回到那个因为右美沙芬过量而倒下的年轻人身上，我们是否依然能够如此笃定地宣称，那些通过化学手段获得的幸福与自由，与我们曾经所理解和珍惜的情感体验并无本质不同？或许此时，我们更需要重新去追问那个早已困扰哲学家数千年的问题——“人何以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