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一条略显平静的新闻悄然登上了北美几家主流医学期刊与专业网站的头条:KJ Muldoon,一名罹患先天性CPS1缺陷的新生儿,在出生前数周接受了体细胞基因编辑,成功避免了原本几乎必然导致其在数日内死亡的代谢紊乱,平安降生。在更早的时代,这类消息或许会被渲染为“人类医学史上的重大突破”,迅速席卷舆论场。但这一次,它只是被归入“普通医学新闻”的类别,而并没有激起大众舆论的广泛讨论——或许是因为近年来过多的AI、脑机接口、基因编辑等议题早已透支了公众注意力;也可能是因为这一次的操作与此前的贺建奎事件相比显得“合规太多”,以至于实在没有什么炒作的空间。对此,本就为数不多的公众舆论大多抱以乐观态度,甚至将其视为“技术伦理终于握手言和”的标志。我当然理解这种期待的心情,也对科学的前进抱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但我也必须提醒,KJ的案例不仅没有终结贺建奎事件所揭示的伦理困境;相反,它使问题变得更加隐蔽,更难追问,也更难在社会层面达成共识。

  有些人将KJ的诞生视作是“技术成熟”的标志,这在某种意义上无可否认——相比2018年,今天的我们确实对CRISPR的了解更加透彻、脱靶控制更加精准、伦理程序更加完善。但问题在于,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是否过于仓促?回想当年的克隆羊“多莉”,它的诞生曾令世界沸腾,然而随后暴露出的早衰症状却迫使科学界重新评估克隆的可行性。类似地,KJ的未来其实同样未知:他是否会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细胞癌变?是否会因“修复”的代谢通路干扰其他系统?是否会在成年后突发新的并发症?对于这些问题,现在的我们统统只能在数十年后才能知晓。更进一步说,即便技术在临床层面“成功”,但如果它所带来的只是将原本短暂的生命延长为漫长但充满药物依赖、器官损伤、神经疼痛乃至社会孤立的一生,我们是否仍能轻率地称其为“胜利”?婴儿本人又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充满痛苦的生命形式?而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体细胞编辑作为一种不可逆的深层干预,是在婴儿尚未具备表达意愿能力时即被实施的。此时,父母的授权是否等于婴儿本人的知情同意?在这场全球瞩目的技术胜利中,我们是否在用一个尚未有话语权的生命体,完成了一次属于科研与伦理机制的自我表演?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即便体细胞编辑不会传代,但其分配方式本身却注定不可能公平。KJ所接受的“定制化疗法”所需资源之庞大、技术之高阶,注定目前只能服务于极少数家庭。这种治疗不仅距离进入医保体系遥遥无期,甚至就连商业化定价体系都尚未成形。在技术“下沉红利”尚未到来之前,只有极少数的“高净值家庭”能够率先踏入基因医疗的特权,这本身便构成了一种新型的不平等。而更复杂的问题则在于,CRISPR的通用性决定了其用途从来不会止步于“治疗”。虽然本次对KJ的编辑确为用于修复致命的基因缺陷,但它在转眼间又可能再次被用于增强免疫力、耐力、认知甚至外貌。当“治疗”与“增强”的界线愈发模糊,又该由谁来定义“合理的治疗”、“合适的上限”?如果这种优化行为以家庭支付能力为前提,其后果将不再是医疗上的不均,而是代际间生物差异的固化与社会分层的遗传化。

  除了这些缓慢而深远的结构变化,KJ事件同时也暴露出技术应用的某种“反向可能性”:CRISPR的精确性并不只能服务于修复,也可能用于破坏。试想一下,倘若这种技术被地下实验室、私营军事集团甚至极端组织掌握,他们是否可能开发出精准针对特定基因型、族群或个体的“定向编辑型武器”?而这种“个性化打击”将与传统病毒截然不同——它无需大规模传播,却可在悄然间使特定人群产生依赖性病变、不得不长期依赖于某种商业药物或治疗手段,从而变成医药复合体手中的某种事实上的“摇钱树”。诚然本次KJ所接受的治疗是由正规医院、顶级实验室所完成的,操作受监管、数据可追溯,但我们却无法否认:技术扩散是必然的,而伦理演化则往往滞后。在缺乏全球统一规范的现实下,它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地下空间、灰色实验室,或某些非医疗领域。这一点,在当年贺建奎事件中已有雏形,只是我们习惯将之视为“个体越界”,而非结构性难题。如今,KJ事件的“温和成功”因具有人道色彩而被赞誉,但又有谁能够保证其下一次应用仍将在伦理阳光下进行?

  今天,KJ的平安出生似乎给人类带来了某种集体性的慰藉,仿佛我们终于抵达了一个“技术值得信任”的时代,但这恰恰是一种危险的幻觉。技术的危险往往并不出现在失败之时,而是在“看似成功”的阶段悄然萌芽。如今的我们或许还未认真面对这样一个问题:KJ是否仍是我们意义上所理解的“人类”?如果未来的基因编辑悄然改变了部分人的衰老机制、免疫反应甚至认知结构,他们是否还属于我们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一旦“人”的共性被悄悄重塑,我们现有的伦理框架是否还能维系原本的正当性与一致性?遗憾的是,我们对技术成功的接受,远远快于我们对其伦理后果的评估。当我们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问题之严重时,系统却早已部署完成,无法逆转。贺建奎事件曾提醒我们:不要贸然跨越伦理与技术的边界;而KJ事件则提醒我们:即便一切看起来“合规”,我们也绝不能放下警惕。

  技术的发展从不自带正义,它永远只能提供手段,却从不提供方向。而伦理的真正职责,正是在那些“似乎合理”的目标背后,不断发问其必要性与代价。在KJ式的治疗逐渐成为医疗新常态之前,我们必须能够回答:我们究竟是为个体生命带来了新的希望,还是为社会结构引入了新的不平等?是在修复生命,还是在改写人类?而在此之前,KJ的“成功”也许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面对技术时的矛盾心理:我们渴望技术的速度,却又总是害怕失控;我们追求进步,却从未准备好面对它的代价——而这种代价,从来不会被技术本身自动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