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全世界都在关注的美国大选终于落下帷幕，而哈里斯耻辱性的大败已经成为了这两天b站最大的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前国脚范志毅对此的点评 我本人虽然对于大洋彼岸国家的政治局势兴趣不大，但这次大选中出现的很多有意思的现象倒也确实引人深思，因此我想仅从这些事件的表面、从信息传播的角度上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比如，为什么绝大多数民调在选举前都预测两方之间的差距不大，而来自学校和智库的各路“专家学者”却是一边倒地看好哈里斯？为什么很多美国的报纸一改往年一边倒地支持民主党（他们的金主）的尿性，开始标榜起中立来，还引得一波读者退订的抗议？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从新闻传播学这门学科的基本原理开始说起。

  相信正在阅读本文的读者中有不少人和我一样，对“新闻学”最初的印象都来自张雪峰的一句“宁可把孩子腿打断也不让他学新闻”，又或者在听说这段话之后仍然对新闻学这门学科的本质感到困惑。老实说，我本人也曾经一度对新闻学这个专业嗤之以鼻，认为其没有任何研究价值。直到有一天水群时，偶然听到群友对Galgame《青鸟》的评价，我的思想才开始有所转变。由于聊天记录丢失的原因，群友当时具体的措辞已经不可考证，但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他的观点：《青鸟》这个名字起得非常不好，因为在网上搜索时很容易和其他同名的东西混淆；与之相对，名字如果起得过于独特的话，最终也会因为难以被记忆而影响到传播效果，因此起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群友进一步指出，这其实是新闻传播学中的基本理论之一，虽然听起来像是“常识”甚至“废话”，但却很少有人能自己独立意识到这种简单的道理。因此在很多场合中，只需一点传播学知识，便可以用极小的代价产生显著的效果。（由此可见，水群也能学到不少东西，群里各个都是人才）

  抱着这样的心理，我开始搜索一些相关的公开课程，并且很快就发现自己对很多社会热点事件产生了更深的理解——比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张雪峰作为一个圈外人，为什么在舆论场上反而能打败很多在此领域本应该“非常内行”的新闻学教授？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新闻学”和“传播学”其实并不能一概而论——作为一个人文学科，“新闻学”的专业更多关注于如何采集、整理、报道新闻的过程，以及相关过程中的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而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科，“传播学”更多地关注信息的传播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受众的影响。因此，很多“新闻学”教授可能在“传播学”上并不非常精通；而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自媒体人，张雪峰虽然可能并没有学习过一点“传播学”，但在无数次亲身实践中，他很有可能已经相当程度上摸索出了某种信息的传播规律，因此在操纵舆论方面反而比专注于“专业新闻技能和新闻伦理”的新闻学教授要内行的多。新闻学教授尚且如此，各路网站小编的水平显然就更令人堪忧，因此我们才能在生活中频频见证各种“新闻学魅力时刻”——从315的“假淀粉肠”到以色列的“文明军队”。事已至此，也难怪张雪峰要打断那些想学新闻的孩子的腿。

  回到正题。在本次大选中，传统媒体的表现可以说相当拉胯——无论是从客观角度上说，在大选结果预测上的巨大偏差；还是从主观角度上说，在大选之前公开站队，却在临近选举时突然变卦并声称“中立”的行为——都可以说是相当有失水准，令人颇为失望。而要探究其中原因，我们不妨从传播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历程作为切入点——作为一门伴随媒体崛起而逐渐成熟的学科，传播学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媒体更深层的本质。

  尽管世界各地的媒体时常自我标榜为所谓“第四权力”，但其实际角色却往往深受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影响。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新闻媒体的兴起与社会进步息息相关，因为其发展往往根植于政治、经济的进步，尤其在战争等极端环境下发展格外迅速。这种推动力源于人类作为群体生物，对信息交流的天然需求。早期的传播学研究内容零散、不成体系，直到20世纪20年代，为满足政治评论和选举需求，美国才逐步建立起系统化的传播学研究体系。之后，传播学的发展便在很大程度上由战争舆论和政治选举需求所驱动。而从经济层面看，美国的媒体高度依赖广告、公关和市场推广，这一点与欧洲媒体的公共体制具有很大差别。因此，如果不能靠各种手段吸引观众，媒体将难以维持生存，这也是美国的很多媒体都逐渐从政党报向低成本、大发行量的“便士报”过渡的原因之一。这种从严肃政论向低级趣味的转变引发了学者们的激烈争论，并最终导致了有关媒体内容的规范和管制。由此可见，媒体从来不是独立于权力和市场的什么“超然”存在，而是深嵌在权力博弈和商业需求中的产物。因此，本次以《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各路美国媒体突然装作“理中客”起来，其本质也不过是作为金主的民主党对其控制力持续下降的一种外在表现——至少面临特朗普威胁中的滔天愤怒，媒体们已经无法独善其身，于是只能由高层出手，强制划清界限以免引火烧身。

  与那些在大选预测中频频失误、直到选前才“后知后觉”的传统媒体相比，新兴社交媒体平台X（即推特）的老板马斯克显然更早地从平台用户的蛛丝马迹中捕捉到了大选的潜在风向，并果断选择梭哈特朗普 （梭哈是一种智慧）。由此可以推断，相较于传统媒体在民调和新闻上的滞后性，新兴的社交媒体平台能够更实时地捕捉用户的情绪和行为，从而在政治嗅觉方面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敏锐。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核心因素：其一是传播效率，其二是传播受众。从传播效率的历史演变来看，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大致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最早的古人类通过烟火、手势和图画传递信息，处于符号和信号时代。随后，语言时代的到来使人类得以借助口头语言交流。接下来的文字时代，信息开始得以系统记录和跨地域传播。而印刷时代的发明则使信息的传播范围大大扩展。到了近现代，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以广播、电视、报纸等大规模媒介为标志，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大致定型。可以看出，每一代传播方式相较前一代都是一种“降维打击”，传播范围和效率呈指数级提升。然而，马斯克的X平台所代表的社交媒体已经进一步超越了传统媒体的单向输出模式，进入了实时互动的网络时代——在这一阶段，信息不仅能快速、大规模地传播，更能通过互动和数据分析实现动态反馈和受众细分，从而形成一种以“用户数据”为核心的精准传播机制。在这个新时代，信息不再单向输出，而是双向甚至多向流动，受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传播链中的重要环节。也正因如此，马斯克才能比传统媒体更早地看清真实选情，从而在这次政治投机中抢占了先机。

  类似的情况其实也正在我们周围的生活中发生，只是许多人还尚未意识到其中的变化。举个例子，就在我写下这段话的同时，就正好有一起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舆情正在发酵——珠海体育中心驾车撞人事件。在网络高度发达、而且人人几乎都持有录像设备（手机）的情况下，案发现场的图片和视频早已在几个小时内迅速传遍祖国大江南北，而对案件动机的猜测更是随着相关信息的传播不断被添油加醋，至少我看到的版本就已经包含出轨问题、财产分割问题等多个版本。在这样的信息传播速度下，官方往往难以做到第一时间发布权威通报，而互联网平台在权威通报发布前更是习惯性地依靠删帖、屏蔽等手段进行预防性的自保。然而以现在的互联网规模来看，信息一旦流入网络空间就几乎不可能被彻底删除——删帖和屏蔽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传播速度，却难以遏制谣言和猜测的蔓延，有时甚至会引发“信息封锁”与“掩盖事实”的联想，从而激起更强的好奇心，反而进一步推动事件的传播和发酵。在我看来，这也未尝不是一种网络时代的新媒体和大众传播时代的传统媒体之间的矛盾。

  而从信息传播的受众角度来看，传统媒体在选举民调预测上的失误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受众结构的局限性。传统媒体的观众群体往往偏年长、地域分布较集中，信息接收方式单一，导致他们的意见和倾向并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整个社会的政治趋势。在《刻板印象与最大似然估计》一文中，我就曾经从贝叶斯统计的角度详细分析过，任何预测的准确性都十分依赖于先验信息的质量。如果先验信息受到偏见影响，后验概率的计算也会随之产生偏差。如今，这种偏差再一次惩罚了传统媒体，使其统计出的民调数据沦为了一堆废纸。类似的处境也出现在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的各路智库学者和大学教授身上。由于长期身处民主党铁票仓的生活环境中，受到“身边统计学”的影响过大，他们在本次大选预测时也大多做出了严重的误判，最终在选举结果出炉时由于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而表现得如丧考妣。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也存在着很多类似的现象，比如“数据女工”——这个词最初指的是那些热衷于刷榜、刷数据，每天在社交软件上高强度在线、频繁发声的追星族，如今则进一步延拓到了那些在公司中负责用户调研，通过各种方式扭曲真实情况的狗护狗GHG女拳群体。尽管这些人实际代表的只是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人，但由于其在网络上的活跃和高声量，以及在公司中的特殊地位，它们往往能误导领导者和决策者，使其误以为某些（它们支持的）观点反映了主流民意，最终基于扭曲的用户画像做出完全错误的决策，然后闹出诸如“谷子赚钱”、“二成女粉承担八成氪金”之类的笑话。关于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京东代言人问题，我原本还想写一篇文章专门探讨一番，不过写到这里仔细想想，感觉差不多也是同样的道理，正好省了一番功夫。

  作为本次选举的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早年间曾凭借一本名为《乡下人的悲歌》的畅销书广受关注。尽管他写作这本书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但书中对美国锈带地区贫困、破碎社区的描写却也真实地呈现了一个社会边缘群体在面对急速变革时的挣扎、愤怒和失落。如今面对传播方式的改朝换代，传统媒体似乎也正在奏响属于自己的“最后悲歌”。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不再是掌控话语权的唯一力量；他们在信息传播的效率、精准度和洞察力上逐渐被超越，难以再掌控民意的脉搏。而讽刺的是，许多传统媒体自身对此却依然懵然不觉。或许，所谓“时代的洪流”终会无情地席卷那些未能顺应变革的力量，让它们最终成为信息革命中的另一片“锈带”。

后记

  其实关于这篇文章最初的设想早在今年5月21号就已经开始，但谁也没想到传播学这门课程确实比我想象中要深奥的多（到现在也没看完），之后又赶上其他乱七八糟的事，于是在思路一断之后就是一拖再拖，终于是一路拖到了现在——如果没有GPT的帮助，大概是永远也写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