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但阻隔其间的却并不是交流的障碍或者信息的贫瘠，而是海量难以跨越的信息洪流。——我自己说的

  在本系列的上一篇杂谈中，我借用了一些（现学现卖的）传播学基本理论——主要是信息传播方式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分析了传统媒体在现代信息环境中的困境。简要概述一下的话，大概就是随着网络时代（尤其是Web2.0时代）的到来，信息的传播效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旧时代的传统媒体却未能及时适应这种变化。同时，各种社交平台去中心化的特性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导致传统的单向信息传播方式被打破，最终彻底侵蚀了传统媒体的根基，也即所谓的“媒体第四权”。然而，限于篇幅原因，上一篇文章也仅仅止步于此，未能进一步探讨在网络时代中，新兴的传播方式所带来的更深层次问题——比如低质量内容的泛滥、信息茧房的形成，以及在这一背景下传统媒体的无所适从，甚至走向“专业作恶”。

  传播学中有一个基本观点认为，“人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传播”，而互联网的出现无疑极大地放大了这一过程。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社交平台实时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互联网俨然已经被海量的垃圾信息所包围，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信息垃圾桶——无论是个人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还是碎片化的无意义讯息，甚至是各种捕风捉影的阴谋论、以及低质量的打榜机器人不知道从哪复制粘贴来的驴唇不对马嘴的文字。而与传统媒体所提供的、大多需要经过严格筛选和编排的信息不同，这些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虽然在实时性和覆盖面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优势，但其价值密度却是异常之低，以至于其中（本就不多的）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会被完全淹没在垃圾的洪流中。在这种信息环境下，互联网平台的推荐算法显得愈发重要起来，因为它们从事实上决定了每个人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成为了在社交平台这个去中心化网络中信息流动的关键枢纽。

  然而，问题也正出在这里：互联网平台推送内容的最终目标是让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当属延长用户的平均使用时间，从而提高日活和广告收益。因此，平台的推荐算法往往倾向于推送那些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内容，通过激烈的讨论迅速吸引用户的注意，引发用户强烈的情绪反应，从而促使他们在平台上停留更长时间。这种做法固然在客观上提高了用户的活跃度，但也无形中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信息互动和讨论的过程中，群体内的观点往往会逐渐趋向极端化，这一现象在传播学中被称为群体极化。在社交平台上，用户本就倾向于自发地加入那些与自己观点一致的社群或讨论区，进而在一片同谐的回声中使得自身观点逐渐固化——而平台推荐算法的存在则更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作用，使得不同观点的声音越来越难以穿透这种“回音室”。随着这一现象的持续，各种大大小小的信息茧房终于逐渐开始形成。关于其中危害，其他人的文章中已有不少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在信息传播这条赛道上，传统媒体在互联网大发展之前的百余年间都曾是无可争议的垄断者——无论是新闻采集、内容编辑，还是传播渠道，传统媒体都掌握了几乎唯一的话语权。然而，这种垄断也使得传统媒体逐渐陷入了路径依赖，走进了故步自封的死胡同，最终出现了上篇杂谈中所述的种种现象。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平台的崛起，整个信息传播市场的总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入场的玩家却变得更加众多——尤其是随着短视频制作门槛的逐步降低，海量的自媒体开始迅速崛起。在经过了几年鱼龙混杂、狂野生长的大发展时期后，市场总量的趋于饱和终于使得这些曾经的“网红”群体纷纷走向内卷，在残酷的大逃杀中逐渐磨练自己的能力，最终具备了与传统媒体竞争的资格。

  尽管这些自媒体大多并非出身于专业领域，但在残酷竞争的压迫下，他们大多也逐渐领悟到这样一个真理：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争议性内容似乎天然占有优势，以至于能够在各种信息茧房中占据主导地位——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通过自身朴素的实践再次总结出了情绪驱动传播的规律。虽然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考虑到传播学这门学科本来就是在过去的真实传播过程中逐渐总结出来的，这种现象倒也不至于太过奇怪。然而，这也导致了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越是理性、中立、客观的报道，就越容易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反而是那些断章取义、极端化、形而上的内容更容易获得流量和关注。面对这一局面，传统媒体的选择其实并不多：它们要么继续墨守成规，依赖传统的新闻采编流程和专业标准，但在信息流通速度和广度上逐渐被新兴媒体所超越，最终因流量不足而无法生存，被网络中的“劣币”所淘汰；要么自己主动成为“劣币”，靠着自身丰富的传播学经验和专业技能，将原本规范的内容主动包装成具有争议性的作品，在“劣币”赛道上依靠自身的专业性反过来降维打击那些后来的业余者。最终，这些本应尽到规范、净化行业等社会责任的媒体反而成为了信息污染的助推器和根源，这种“专业作恶”的现象很难不让人扼腕叹息。

  然而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这种“专业作恶”现象的出现又似乎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学理论认为，信息和文化的生产传播并非是一个中立性的技术过程，而是深受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的影响和塑造。因此，随着资本和技术的发展，媒体的角色就会不可避免地逐渐演变为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最终导致“利益最大化”这一信条成为信息流通过程中的最大驱动力。而随着商业化压力的加剧，媒体和平台为了获取更多的流量和用户参与度，普遍选择走上“专业作恶”的道路，也确实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信息传播的“道德底线”便在经济和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不断下移，进而导致整个行业的普遍性腐化。

  若想改变这种现象，仅仅依靠一句轻飘飘的“加强监管”显然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毕竟如今的社交平台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甚至能够左右政治选举和舆论走向——如今“推特（X）影响美国大选”的情况无疑证明了这一点。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信息生态系统，传统的监管模式显然无力监管这种级别的信息传播规模和复杂度。更何况，互联网平台的推荐算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并非是可以简单地进行客观分析的对象，而是依赖神经网络等“黑盒”技术，导致其决策过程常常缺乏透明性和可控性。虽然平台通过这种算法优化推送内容，确实能够最大化用户的参与度和广告收益，但这些算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客观、定量地衡量信息的价值和质量，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改变这种现状，恐怕所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渐进的改革措施，而是一场彻底的信息革命——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变革，更是对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认知的重新洗牌。或许，这场革命的第一步正是让所有人认识到，在信息高度商业化和数据化的今天，信息已经和水、空气、食物一样，成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