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憎命达
在上一篇年终总结发布之后，网友lb针对我在文章中关于“老登下坡路”的讨论提出了质疑：既然我已经举出鲁迅作为反例，说明“创作者随着年龄增长必然走下坡路”这个命题站不住脚，那为什么后来又会转而认为LW可能是对的？此时，如果我站在LW一方，又该如何处理过去自己提出的反例？
这个问题让我一时间无从作答。我隐约觉得其中可能出现了某种问题，却又始终说不清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在长时间的思考之后，我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问题其实并不在于鲁迅这个反例本身，而在于我犯下了一种近似于“诉诸谬误”的错误，即在否定错误的论证过程时，把可能正确的结果给一并否定了。具体而言，我用鲁迅作为反例来反驳“年龄增长必然导致创作衰退”的说法，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如果用离散数学的视角来看，命题 $∀x f(x)$ 对应的否定形式为 $∃x ¬f(x)$，也就是对于一个全称命题“所有创作者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走下坡路”，我们只需举出一个存在性反例即可将其推翻；而正如原文所分析的那样，鲁迅的例子显然已经可以承担这样的角色。问题出现在随后的论证阶段：当我意识到自己反驳LW时所采用的解释工具——即所谓的“持续学习“理论——可能带有带有明显的“锤子钉子”倾向时，便对整段反驳都产生了动摇。然而喜欢编程的人都知道，论证路径的可疑并不能自动推翻结论本身，正如程序中的多处bug也有可能被刚好抵消，最终指向一个正确的结果。我真正的错误在于：不能因为反对某个观点的论证过程存在缺陷，就倒过来认为那个观点本身是正确的。
但当我们回到问题本身，把目光重新放到鲁迅本人身上时，却会发现事情或许比想象中更复杂。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视角来看，我们往往会把《狂人日记》当作某种现代文学史的起点而将其加以神圣化（毕竟它能几十年如一日地被编入语文课本）；然而鲁迅本人对这篇作品的评价却并不算高，他曾直言那篇小说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与之相比，他对《祝福》中祥林嫂这一形象的完成度则显得更为自信与从容。从时间上看，这两篇作品之间其实并未间隔太久，我们也很难从中找到一个清晰的“进入巅峰”或是“开始衰退”的转折点，更难把创作质量的波动简单地归因于年龄增长。话虽如此，LW所列举的种种案例却又似乎说明，年龄增长与创作能力下降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即便存在鲁迅这样的反例，也并不意味着LW所观察到的现象完全不存在。对此，我尝试给出一个新的解释：文章憎命达。
当然，这样的解释并非由我首创。早在古代，类似的观察便已被反复提及。所谓“文章憎命达”，所谓“穷而后工”，都是在不同语境中指向的同一个经验性判断：人的创作能力，往往在命途多舛、处境困顿之时显得更为锋利；而在如今的网络上，也有网友戏称“写作的本质就是矫情”。这种说法虽然乍听之下有些无厘头，但若将“矫情”理解为某种对内在情绪与现实冲突的高度敏感与主动放大，那这种说法也未必毫无道理。因此，也有人试图使用克苏鲁世界观中的“san值”概念进行解释：当一个传奇调查员“直视古神”时，他原有的理性秩序会因为“开灵视”而受到冲击；而在既有世界观出现裂隙的瞬间，大量原本被压抑的联想就会开始疯狂涌现，表达冲动也随之增强。当然，这里的“低san值”并不等同于克苏鲁故事中的精神失常或彻底崩溃，而是更接近于一种理性结构暂时失去稳固性的状态；但真正促使创作发生的，或许正是这种临近失序、却尚未完全坍塌的，处在疯狂边缘的认知震荡过程。
如果将这种隐喻进一步抽象，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为中性的命题：创作过程往往依赖于某种持续存在的心理张力。这种张力可能来源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来源于价值判断与现实处境之间的冲突，也可能来源于对自身位置的不确定感。当这些张力尚未被完全消解时，人们往往会本能地试图通过语言去组织、解释甚至对抗它们；写作因此成为一种整理混乱、回应裂隙的必要行为。而一旦生活趋于安稳，表达的必要性便会随之下降。那些原本逼迫人去书写的焦虑、困惑与不甘，被新的秩序妥善安放，语言也就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紧迫感。此时的创作或许并不会立刻消失，但它往往会变得更加温和、更加自洽，最终趋于平整、变得泯然众人。或许，这正是“文章憎命达”在现代语境下的一种新的解释方式：所谓“命达”，并不仅仅指的是物质层面的富足，而是一种世界观的闭合与心境的平稳；当人与世界之间的裂隙被填补，写作所依赖的那种持续性张力，也就自然而然地随之减弱了。
然而，如果我们就此止步，将“文章憎命达”直接当作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框架，那无疑又会落入另一种过度简化的陷阱。毕竟，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才刚刚批评过自己“锤子钉子”的思维方式；若我们此时又急于把“心理张力”视为创作的唯一决定因素，那也不过只是换了一把新的锤子而已。与其说我们是找到了新的答案，不如说只是简单地把问题从“年龄”迁移到了“张力”上面，即便变量的名称发生了改变，但如果其背后的思维结构依然是naive的 （不知道该怎么用中文表达。。朴素的？简单的？天真的？），那么我们所得到的解释也依然是脆弱的。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往往都会受到大量变量的共同影响。譬如创作能力的变化，就既可能与年龄有关，也可能与社会角色的转变、经济状况的改善、外部期待的增加、风险偏好的下降、学习路径的固化等各种因素相关。在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中，仅凭肉眼观察到某种趋势便轻易断言其因果方向，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因为统计上的相关，从不会自动等同于因果关系。为了更清楚地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借用统计学中的一个经典概念即混杂（confounding），它指的是某个未加控制的第三变量可能同时影响了被观察到的两个变量，从而制造出一种看似直接的相关关系。例如，人们常用“全球气温上升导致海盗数量减少”这个笑话来说明相关性与因果性的差异；而此时真正起作用的混杂变量，就可能是工业化等一系列更复杂的社会因素。同理，当我们看到“年龄增长与创作衰退”“生活改善与作品平庸”这样的相关趋势时，也必须警惕是否存在尚未被识别的中介变量与混杂因素。若缺乏严格的因果论证，任何过于naive的解释都难免流于武断。
在承认这种复杂性的前提下，“文章憎命达”就更像是一种经验性的观察，而非可以精确操作的因果公式。若有人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为了写出优秀作品就必须主动追求苦难，那便是把原本的经验判断进一步功利化、工具化。苦难一旦被赋予明确目的，它便不再是撕裂世界观的裂隙，而成为可以被利用、被合理化的资源；而当痛苦被意义化之后，那种真正促使创作发生的认知震荡反而会随之减弱。更进一步，如果个体开始将自身的困顿视为某种“使命”或“必要代价”，甚至从中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那么所谓的“弥赛亚情节”便悄然滋生。此时，苦难便不再是一种需要被摆脱的境遇，而是逐渐成为了一种需要被维持的身份认同；创作也将不再是回应内心的行为，而变成了维护自我叙事的工具。
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优秀作品的诞生本身更像是一种偶然。它或许发生在张力尚未被消解之时，发生在世界观出现裂隙却尚未坍塌的瞬间，但这种状态并不能被刻意制造，也无法被稳定复制。人可以训练技巧，可以积累知识，可以反思方法；但那些真正能够被历史承认的作品，却往往并非出于刻意追求，而是某种偶然性的结果。因此，我们与其主动寻找苦难，不如在灵感真正出现时多进行一些思考。至于作品是否因此变得优秀，就不是人所能控制的事情了。
后记
本来这篇文章应该在年终回顾之后很快就写完的，但是因为我本人在春节期间“生活趋于安稳”，也是实在提不起什么写作的冲动，最终就这么一直耗到了现在。如今还能勉强写完，说明我的精神压力又开始增加了，真是可喜可贺。